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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宇澄:我们拥抱在,用言语照明的世界

2013-11-12 17:34:15 来源:全羊网-羊城晚报 浏览:83

金宇澄,生于上海。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,1977年回沪。1988年起任《上海文学》杂志编辑、编辑部副主任、常务副主编。1985年在《萌芽》上发表小说处女作,著有长篇小说《繁花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迷夜》,随笔集《洗牌年代》等。

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肖安芝

/由受访者提供

若干年后,如果人们谈到2013年的中国文学生态,金宇澄和他的《繁花》,一定是绕不过去的节点。

大多数的小说读者,还不太熟悉金宇澄。他离开小说写作已近二十年,一直在《上海文学》当编辑,为他人作嫁衣。没有想到的是,去年秋天,他以长篇小说《繁花》重归文坛,这一出手,激起了千层浪。

说到上海叙事,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,直到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横空出世,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,按照时间顺序排列,分别是韩邦庆、张爱玲、王安忆以及金宇澄。评论家们将种种载入历史的褒奖之词赋予《繁花》,也将一座座重要的文学奖奖杯颁给了金宇澄。

《繁花》排名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的榜首,获2012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,最近又获得了2013年度施耐庵文学奖2013“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。近闻这部奇特的小说,还即将被搬上话剧舞台。

金宇澄是上海人,16岁时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某农场务农,七年后回沪。他种过玉米,当过泥瓦匠,养过马,然后是上海某钟表零件厂当钳工,文化馆职员。

1985年,金宇澄在《萌芽》发表处女作《失去的河流》,1986年发表《光斑》《方岛》《异乡》,获得两届《萌芽》小说奖,进入上海作协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,和孙甘露是同学;也在这个时期,他写了《风中鸟》,获得1988《上海文学》奖。就此,金宇澄进入上海作协,成为《上海文学》的编辑。

做了职业编辑,金宇澄写得少了,到1990年代中期,基本不再创作,偶尔写随笔。两年前,2011510日,金宇澄注册上海弄堂网论坛 ID,化身独上阁楼,每天一段段发出聊天帖,一直到提起了《繁花》中的人物陶陶贩卖螃蟹的事,欲罢不能,才逐渐意识到,这是一部长篇的内容。在接下来 6个月里,他每天更新这个内容,从每日写帖几百字,增加到每天五千字,越写越长,网友一个劲地催:爷叔,不要吊胃口。这个很吊胃口的绵长故事,就是 年后面世的《繁花》。

《收获》发表了《繁花》,一直到印刷单行本,无数读者逐渐陷入了吴侬软语的市井世界里。书的封底,印有穆旦的诗,金宇澄说,他非常喜欢这首诗,对于语言的可能不可能,纠结,折腾,充分说明了孕育《繁花》的艰难兴奋的历程。

静静地,我们拥抱在/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,/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,/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。/那窒息着我们的/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,/它底幽灵笼罩,使我们游离,/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。

并没写小说的打算,上帝却送给我一个礼物

羊城晚报:没想到您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归文坛,您是老网民吗?

金宇澄:不算老网民。当时有朋友在网上开帖,讲名人故事,我有时潜水去看,后觉得不过瘾,就想写一写普通老百姓的故事。因此开帖,两三天之后,版主就问我,你到底是谁啊?是谁的马甲?我说我是新手。版主找很多人来看,想知道我究竟是谁。他最后找到我的朋友,是一位出版社编辑,2006年我出随笔集《洗牌年代》时的责任编辑。他看了说:这个文字,烧成灰我都认识,这人是金宇澄!

我当时觉得,在网上很自在,很随便,没人知道我是谁。因此我请他保密,如果网友知道,我是《上海文学》的编辑,我就不自由了。我就这样一直写,6个月写到尾声,我对网友说,因为这个稿子要出版,不能全贴上来,以后请大家去看书。

《繁花》的出生,是缘分。上帝对我很好,因为,我并没写小说的打算,上帝却送给我一个礼物。但是贾平凹对我这样说,是你心的东西,哪怕到你死前,你也会写出来。我自己知道,如果没这个缘分,也许我这辈子真的不会写的。

除了温柔同眠,还有什么可做深度思索?

羊城晚报:《繁花》开头,提到了王家卫电影《阿飞正传》,结尾引用黄安《新鸳鸯蝴蝶梦》歌词,为什么这样安排?

金宇澄:这问题尖锐,从没有读者这么问过。这两个点,应该是小说的叙事角度和位置,是作者试图保持的立场,生活的态度吧,也就是那种没什么使命感的,没忧患意识的态度,不属于惯常作者的态度。《阿飞正传》也好,《新鸳鸯蝴蝶梦》也好,是另一种生活的立场,不是常规的。

《阿飞正传》的结尾,突然出现了梁朝伟,那么陌生,那么老练,像完全把握了自己的生命航程,谙熟世故,感觉他做的事情,不是常规的经验,被所谓的主流,排斥在外的样子——问题是,这种态度,在对社会的了解度上,说不定会更清楚。

《新鸳鸯蝴蝶梦》曾是很流行的歌,结合书里几位男主人公,他们都不大说话,不响,也就是无言,无语。小说结尾,沪生对阿宝说,一直听人讲,阿宝比较怪,一辈子一声不响,也不结婚,阿宝心里究竟想啥呢。阿宝笑笑说,沪生也一样,一直不离婚,只是笑笑,要么讲文革腔,人们不禁要问,沪生想啥呢?整个小说,不设心理描写,只讲他们经历。经过几个年代,读者大都也耳闻目睹,我们还能有什么新奇特殊的想法吗?只能这样生活。最后,就像作家无名氏所言,腐烂与死亡。除了歌词所唱的温柔同眠,有什么可做深度思索呢?都知道,都明白,人生就是这样吧。结尾和开头的暗合,是表现了在这种类型生活中,他们对世界的反应。

羊城晚报:您对于人性的看法并不极端。

金宇澄:关于小说,我喜欢钱钟书先生的《围城》,里面没有激昂慷慨的人,没有高尚的人,也没特别卑鄙的人,都生活在一种混沌状态下,这能不能说,就是钱先生发现的国民性?《围城》是1949年以前写的,以后的中国长篇里,再没有过类似的发现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,国人有些东西是不变的,虽然我们读了大量翻译小说,但那都是别人地盘的生活。我们的国民性,究竟是什么?这是《繁花》所感兴趣的,我往这方面考虑。

所谓市井,自身会形成的一种态度,是《繁华》强调的地方。无论政治怎么变幻,就好比无论海面上,风浪怎样,市井是接近水底泥沙的部分,他们的波动和生态,跟海面是不同的。《繁花》试图反映这一阶层状态,不加任何议论,体现一种意味。

如今的读者,可能更亲近非虚构性作品

羊城晚报:不加任何议论,展现市井状态,因此您采用了短句、对话密集,不设心理描写?

金宇澄:很难讲清楚,上世纪初到1949年后,城市题材长篇,通常都有明显的政治企图,比如民初的谴责小说,或《子夜》,或《上海的早晨》,都带有背景和说教成分,附带了一种有效期,这就容易过期。为什么?这些作品,推的不是人物,是理念。《围城》到现在还有实际意义是因为,作者只对人感兴趣,研究一个一个人,不推行某种理念。《繁花》可以说是,总结了这些经验,是站在这些作品的肩膀上写的,希望它有更长的时效。

小说不能承担那么多的说教任务,作家也没那么庙堂,没那么伟大。早期作家,就是民间说书人,讲故事的人。我从不觉得作家有更重要的职责与使命感。

同时我也感觉到,如今读者的变化,可能更亲近非虚构性质的作品,口味已不一样了。以前我读小说的人物内心描写,我还能接受。现在如果看到,甲在如何如何想,乙如何如何想,就会觉得很假。双方的内心,作者是怎么知道的?传统小说通常却都是白描,很简洁。我返回到传统去,看看行不行?

我不同意分段单列,分开就成剧本了

羊城晚报:《繁花》的文字,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,很少分段。在网上也是这样吗?是特意采用的一种形式?

金宇澄:《繁花》的每一段,基本保留了网上初稿的样子,每一天就写这样一块。网上开始每天一段两三百字,平均是两千到五千字一大块。在之后的非常状态下,每天写六千字也有。网友表示过反感:求求你不要这么一大块的,看得眼睛疼。但我仍然这样写,否则写不下去,对话挤在一起,基本用逗号和句号。传统文本也都这样,民国初年很多的书,仍然一个标点都没有,读者自己断句。有个热心网友为我加了标点符号,分段单列,我不同意,分开就成剧本了。大块的文字,有一种介乎于对话和叙事的效果,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同样也有整页不加标点的,显示了文本的个性。

羊城晚报:您之前讲过,一直在编辑小说,发觉如今来稿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性。

金宇澄:确实是的。上世纪80年代,作者建立个人特征的意识非常强,但从1990年代开始,不再讲究个性特征了,也许是因为90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,影视剧的介入,影视改编对文本特征是不在乎的,重要的是故事。

但对于文本的实验,我一直保持着兴趣,如果文本没意思、没有挑战,我不会再写了。读小说,是为了看文字,不是为了把它变成电影,再让观众去看。作为编辑第一眼看到的,同样是语言和样式。国内每年产生四五千部长篇小说,这种情况下,必须建立个人的识别度。李敬泽说过:老金如果不用这种文字写《繁花》,可能没人会注意。

小说里几乎没有知识分子,是有意的

羊城晚报:您原来写的中短篇,都用普通话,这回为什么用沪语?但为什么后来又经多次修改,让非上海人都能懂?

金宇澄:使用改良的沪语,不是故意为之,是因为在弄堂网上大家写上海话,我开帖,也就沿用这个习惯。我们受了那么多年普通话教育,从不会想到,以自己母语思维写作。我父亲是苏州人,我生在上海,写到后来,我觉得耳边一直有个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老头,一直在说。我是顺着这个老头的声音,写完《繁花》的。上海人看《繁花》,只要看三行字,很自然会用上海话去读。上海人说话,很多都是短句,《繁花》内在的韵味,仍保留了上海的味道。这本小说读不快,是使用了压缩的写作方式,有密度。

此外,我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,在东北生活了七年。因为离开过上海,我经常会用非上海人的角度,去理解上海,也想把地域的屏障打开,让外人看看上海人怎么生活。上海是被误解最严重的城市,可能是语言屏障问题,外人提到的上海人,都是模式化的。

羊城晚报:所以你的小说写的也都是小市民。

金宇澄:这块东西,没人仔细写过,因为我有三教九流朋友,包括过去一起下乡、现在不在一个生活范围的朋友,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故事。这本小说里,几乎没有知识分子,是有意的。知识分子不能小看市民阶层的人,他们有很多生动的故事。而一般的知识分子,大多生活在圈里,而不是在实际的生活中。要接近城市泥沙的底层,只有活在这一层的人才会懂得。有读者疑惑,既然是小市民,怎么有些人说话,那么文绉绉的?这就是孤陋寡闻了。每座城市都藏龙卧虎,读很多书的人,并不一定是大学教授,这阶层有很多老法师,知识广博。

配图有助理解,免得我过多描写

羊城晚报:前前后后改了20多遍,除了语言,还改了什么?

金宇澄:《收获》版,我一直改到上机器印刷。半年后出单行本,也是改到上机器印刷为止,我要对得起读者。有方言的因素在,我特别小心,人物、细节、很多地方都在改。《收获》发表30万字,单行本出版有35万字。多出来的5万字,添加了很多的细节。例如1930年代苏北来沪的女工打扮,江浙籍上海女工打扮,都是新加的,包括沪生的口头禅人们不禁要问,《收获》版里没有,很有历史感。不少的器物,各行业的切口, ,抄家罗列的具体财物细化部分,金、银价的行情,地下工作内容,民国时代美国第七舰队到上海港访问等细节……都是后加的。《繁, 花》已是第六次印刷,每一次印,我都会调整一些文字。出版社有点烦,怎么又改了,没一个作者会这么麻烦。发现有不对的地方,我就想改,我要对得起读者,因为种种的修改,读者都能知道。

羊城晚报:插画是您的业余爱好吗?怎么会想到为《繁花》配这些插画?

金宇澄:我没受过绘画训练。小时候上课,喜欢在课本上随便涂抹。小说里比如描写房子的内部,我写一万字,都说不清楚。小毛家楼上楼下,同样用文字说不清楚。但画,可以一目了然,文革时代如何打扮,春香家婚房是怎样的……画可以作为文字的补充,所以我为《繁花》画了这些插图。我不画人物,读者对人物,都有自己的想象,但画环境是可以的,免得我过多的描写,看图就知道了,哦,房子是这样的。

(责编:圣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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