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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与世界

2013-11-5 15:07:46 来源:张瑞田 浏览:72


    将中国书法在东亚,尤其是在日本、韩国等国家的一度流行,视为当代中国书法走向世界的体现,是对历史的不熟悉。这一历史现象,与朝贡体系的建立有着必要的联系。那么,朝贡体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
    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,直到19世纪末期,存在于东亚、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,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。常与条约体系、殖民体系并称,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。早在中国商朝时期,统治者便已建立了“越在外服,侯甸男卫邦伯”的内外服制度。在这个制度当中,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。周朝取代商朝之后,将这一制度细化,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、六服和九服的概念。特别是在《周礼·秋官·大行人》中,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,还第一次提出了“九州之外,谓之番国”的概念,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。汉武帝击败匈奴,开通西域之后,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,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。在这时期的朝贡体系中,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“册封”关系为主,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,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。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“某某国王”,如“汉委奴国王”、“南越武王”、“疏勒国王”等。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。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,政策相当务实。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,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,就会遭到军事打击,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、朝鲜,并远征大宛。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,如安息、大秦等,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,并不试图进行册封。

    1368年,明朝建立。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、占城、高丽、暹罗、琉球、苏门答腊、爪哇、湓亨、白花、三弗齐、渤泥以及其他西洋、南洋等国为“不征之国”,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。他并且确定了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原则,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。在这个体制中,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,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,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。与此同时,日本对琉球、朝鲜,朝鲜对女真,越南对占婆、南掌等国,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,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。1644年,清朝建立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,保留了明朝的朝贡体系,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,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。清朝明确将和周围部族的往来分为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辖。蒙古、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,由理藩院管辖;朝鲜、日本、俄罗斯等国的来往,视为独立的外国,由礼部管辖。

    这种国际关系,自然会放大中国文化的影响,甚至会对周边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发生作用。隋唐时期,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巨大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《中日交通史》中说:“日本中古之制度,人皆以为多系日本自创,然一检唐史,则知多模仿唐制也。”的确,日本遣唐使及其庞大的随行人员,在中国工作、生活、学习,对中华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,并把学习所得的成果带回日本。2004年3月,学者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发现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,盖是青石,底是白石,上有“开元”和“日本”的字迹。这是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一合。志盖为覆斗状,青石质,边长37厘米,篆文,题为“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”,12字;墓志为汉白玉质,呈正方形,边长39.5厘米,厚7厘米。楷书,题为“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”,171字碑文,9字疑出土时为铲车所坏,呈残缺状。志石上“国号日本”与“开元廿二年(734年)”的记载,将现存最早关于“日本”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。学者认为,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。

    2004年10月11日,《朝日新闻》头版头条刊发了《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》的报道,引起轰动。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,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,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,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随处可见,痕迹处处可见,汉字、围棋、茶,传入日本,已成常人习惯。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“三笔”,即空海、桔逸势、嵯峨天皇三人,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。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:“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,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,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。”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:“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,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,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。”

    由此可见,中国书法在日、韩等国的出现,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当我们进入19世纪,日本的国家理想是脱亚入欧,他们对于腐朽的中国政治和衰落的中国文化已经不屑一顾,直接导致对中国的冷漠,甚至对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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